「上海的大阔老很多,我所认识的,也可以举几个例子:一个是江西的周翁,五十年前,我在扬州鄙岳萧家,就认识这位元富翁。(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。)有一天,周翁到萧家,怒气勃勃的,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,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,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,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,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,捐得太多,所以才发怒。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,出个五百两救济,还不舍得。后来住在上海,有一天,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,问他,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?他说,没有别的法子,止是积而不用。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,遗产有三千万元,子孙十房分了家,不过十几年,就已经空了。其中有一房子孙,略能作些好事,这一房就比较好,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,所余的钱也不多了。若是以常理来说,无论如何,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,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;然而事实上,却是如此。若是问他如何败法?
——辑自聂云台居士《保富法》